文物都能上手看 真伪存疑皆可鉴 娱乐体验就是玩 古今中外三万件，这是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一句口号。面对众多访客的好奇询问——“贵馆的镇馆之宝究竟何在？”李祥馆长总是笑言难以抉择，因为在他心中，馆内珍藏的每一件文物都堪称瑰宝。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今天挑选并引领大家鉴赏30件北京祥体育博物馆不容错过的体育文物。

　　1.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赠送给中国人民总参谋长的乒乓球台

　　这件展品是一张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乒乓球桌，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元帅贺龙赠予另一位元帅的珍贵礼物。这张乒乓球桌不仅见证了两位元帅自红军时期、延安时期的革命友谊，也承载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

　　建国初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正式起航。作为首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对体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推动积极推动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乒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张乒乓球桌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作为体育交流的象征，被贺龙元帅赠予了同样热爱体育、关心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元帅。

　　由中国金币总公司制作并限量发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金银盘，由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经过近5年的创意、研究和设计。银盘正面图案分为九个部分，中间以七龙飞翔图案环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周边图案分为八个区，顶部图案为中国古代体育综合项目集萃，涉及了射箭、舞蹈、投掷、技击和技巧等活动形式，其余七区为古代的田径——武术、拳术、器械操练、棋类、水上运动、冰上运动、球类、摔跤、技巧、马术、举重、射箭、保健养生等文物图案。整个银盘正面图案所描绘的古代体育活动内容，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真实反映，深刻地揭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与西方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共存与呼应，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的精神。

　　奥运会缶特指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出击缶而歌道具“缶”，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乐器，典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述的“秦王为赵王击缶”那段故事，用“击缶迎宾”的方式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序曲，利用现代的声光电高科技手段，把古代的乐队演奏进行了重新演绎。

　　奥运缶是仿照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仿制而成。此缶有夹层，夹层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饮料，类似古代的小冰箱。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反而更加出彩。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颇有些神来之笔的味道，传递出一种光阴的概念。

　　陀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河姆渡、仰韶、良渚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木质陀螺、陶制陀螺、石质陀螺。这说明了在四五千年前，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陀螺便成为了满足儿童娱乐游戏的玩具之一。陀螺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与体育活动相关联的特定文物之一。陀螺，又叫打陀螺、冰嘎、老牛，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20世纪四十年代，老北京的孩子把抽陀螺叫做“抽汉奸”，因那时日本人侵占了北京城，不少汉奸助纣为虐，他们跟日本鬼子一样招人恨，老百姓就借抽陀螺时出气儿，一边抽一边说:“抽汉奸，打汉奸，打败日本，打汉奸。”“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涨一千。”以解心头之愤恨。作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体育文物之一，陀螺承载着文化、信仰和娱乐意义。

　　一罐或越千年，穿越战国的硝烟，见证武士的英勇与智慧。网格纹交织，尽显战国陶艺之精湛；武术人物跃然罐上，力量与气势扑面而来，是战国时期武士们不畏战乱、追求武道的真实写照。这不仅仅是一罐陶艺，更是对战国时期武士精神的生动注解。这是一段时光的传承，从千年前的战场流传至今，武术之魂源远流长。这不仅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交汇点，它跨越千年的时光，将远古战场的武术之魂传承至今，让我们在欣赏中领略到中华武术的源远流长，感受到那段激荡的战国风华，以及那份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脉中的武术精神。

　　导引，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养生健身方法，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和呼吸调节，达到舒筋活络、调和气血、增强体质的目的。汉代导引彩绘陶俑所展现的，正是这一古老养生智慧的具象化表现。这些陶俑以细腻的陶土为材质，经过匠人精心捏制、烧制，并施以绚丽的彩绘，每个陶俑色彩鲜艳、身姿优雅，栩栩如生，姿态各异，生动再现了汉代社会崇尚导引养生、追求身心和谐的生活场景。这组陶俑告诉我们，古代体育不仅仅是竞技和战争，更是健康养生，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汉代的“健身达人”相比，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关注健康，追求身心和谐呢？

　　马球，因为需骑在马上挥仗击球而得名，是唐朝的“国球”，深受皇室和民众的喜爱。打马球活动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成为了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唐代人们追求健康、崇尚自然的生活理念和精神风貌。同时，打马球活动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的马球运动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与外国使节的马球比赛成为外交交流的一部分，彰显着大唐盛世。唐代马球铜镜，凝聚着国球风采与运动之魂，镜中四骑士驰骋疆场，鞠杖飞舞，尽展英勇身姿。

　　城间小儿喜捶丸，一棒横击落青毡，纵令相隔云山路，曲折轻巧入圆。这是我国古代一种有趣的体育运动―捶丸，“捶”击打，“丸”小球，最终以入洞为主，与现代高尔夫在运动形式、方法和比赛规则等方面相似，因此被称为“中国古代高尔夫”。捶丸倡导“依矩守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运动观和道德观。和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捶丸”并不是一项只有贵人才玩得起的运动，而是一项十分普通和常见的平动，一根球杆，一颗小球，随时随地都能较量。通过这件唐代捶丸人物瓷陶俑，我们可以一窥古人当时的风采。

　　汉代黑漆木弓，长150厘米，弓身经过精细的打磨和处理后，覆盖了一层光滑细腻的黑漆，使得整件器物显得古朴而典雅。由于木质器物在长时间的自然环境中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因此汉代黑漆木弓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汉代黑漆木弓，作为汉代兵器与礼仪用品的结合体，不仅展现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水平，还深刻体现了汉代的社礼文化。汉代战争频发，弓箭作为重要的远射兵器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弓箭不仅是实战中的武器，也是礼仪活动中的重要道具。在祭祀、庆典等场合，弓箭常常被用作献礼之物，象征着力量和威严。而黑漆木弓以其古朴典雅的外观，更是成为了社礼中的重要角色。

　　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一种投掷竞赛游戏。其方式是在一定距离内，将箭掷于特制的壶内以决胜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士大夫便模仿射礼的制度规则，将射箭变为掷箭，以酒壶代替箭靶，在筵会酒席上投掷竞赛，作为礼制教育手段和娱乐活动。其次，这种娱乐本身也可以修身养性，即“从容安息以养生游神”，也还有一点健身的意义，即“畅精神，荡血脉”的作用。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都很喜爱投壶，乾隆还特作《咏投壶》诗一首：文士风流非所慕，先王制作至今存。诗歌狸首乐惟雅，酒奠丰觞语戒喧。宾主雍容欢既洽，降升揖让节堪论。哨壶枉矢虽微物，我欲因之一讨源。

　　角抵一词源自“以角抵人”，它描述的是一种类似于现代摔跤和相扑的两两较力的活动。宋代沿袭了唐五代时期摔跤的盛行风气，使得“相扑”不仅成为官方练兵习武的首选方式，还是皇家宴会上的压轴节目，同时在民间也极为流行。宋代角抵陶佣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摔跤风貌，两位摔跤手以充满力量的对决姿态呈现，他们抬头仰望，似乎在进行一场既具表演性又不失紧张激烈对抗的比赛。这样的场景不仅捕捉了宋代摔跤的精神实质，还通过细腻的塑造，让人仿佛能够感受当时的摔跤现场。

　　汉代彩绘倒立技巧陶奁，是一件集陶瓷工艺与身体艺术于一身的珍贵文物。它不仅生动展现了汉代杂技艺术的繁荣景象，更是汉代人民对健康养生理念追求的深刻体现。原本作为古代女性梳妆用品容器的陶奁，在这件作品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两位倒立人员双手稳稳支撑做倒立动作，他们的一只脚相互支撑，展现出惊人的身体平衡和柔韧性。这种倒立技巧不仅是对杂技演员高超技艺的展示，更透露出汉代人民对身体健康、体态优雅的崇尚与追求。

　　汉代“东王宫西王母车马出行仙人下六博棋铜镜”是一件融合了神话传说与日常生活趣味的文物。一侧描绘了东王公出行的宏伟场景，车马簇拥，仪仗威严，另一侧则刻画了西王母乘辇出行的祥和画面，画面上生动再现了仙人围坐对弈六博棋的情景，六博棋作为汉代盛行的一种博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娱乐生活，也寓意着智慧与策略的较量。此镜之所以得名“规矩镜”，是因为其纹饰中往往包含有规则的T形、L形及V形等几何图案，既是对汉代六博棋盘的抽象再现，也寓意着天地运行的秩序与法则。

　　2022年，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珍藏的百余件篮球藏品在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期间进行展出，让整个活动更具“历史文化气息”。以下为中国篮球协会写给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感谢信：

　　尊敬的李祥先生:2023年4月9日，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天津圆满举办。本次入堂仪式是中国体育历史上首个集体单项名人堂入堂活动，对于讲好中国篮球故事乃至中国体育故事，连接、凝聚和激励篮球运动参与者，以及通过文化力量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现实及深远意义。现场策展活动是本次入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谢您为活动提供了19件珍贵藏品，极大地丰富了本次策展的展品内容，受到了入堂仪式参与嘉宾的广泛关注和赞警。再次感谢您对中国篮球协会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传奇自传承!中国篮球感谢有您陪伴!期待再次携手合作。

　　汉代绿釉狩猎纹陶壶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不仅展示了汉代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观念。陶壶通体施绿釉，腹部浮雕狩猎纹，可见飞奔的野鹿与老虎，及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的猎人，两侧雕有兽首衔环，下方以云气纹装饰。

　　狩猎纹在战国至汉代文物中屡见不鲜，其题材广泛涉及弋射、采桑、狩猎以及水陆攻战等生活场景。这些纹饰不仅是对汉代贵族狩猎活动的真实再现，更深刻地蕴含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崇敬与渴望征服自然的勇气。

　　武魁，即在古代武科考试中居于首位的人，此牌匾左侧刻有“光绪十五年歲次已醜孟冬月吉旦新进生员吴国煌立；右侧刻有“钦命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台湾等处地方提督事务兼理粮饷刘铭傳”。

　　牌匾所提的刘铭传，是晚清时期的杰出人物，被誉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他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治理台湾期间，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台湾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块武魁牌匾，正是在刘铭传的督抚任期内，由新进生员吴国煌为某位武科考试中的佼佼者所立，既是对个人武艺与才学的肯定，也见证了刘铭传在台湾治理期间，对于文武并重、人才辈出的重视与推动。

　　1905年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喊过了“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京师大学堂长久”的口号之后，比赛开始了。掷槌（扔链球）是第一个项目，随后进行的24个项目中，不同类型的赛跑成为运动会的重点。

　　这次运动会举行的目的，正如1905年4月发布的《总监督为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中指出的，为了表明其“盖学堂教育之宗旨，必以造就人才为指归，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体育而后为完备”，也为了使士大夫和学者们在西方武力的冲击下，懂得“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的真理，让所有的学生们都能“渐知尚武，渐能耐劳”。

　　这是一本出版于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其中刊登了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体育思想“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百年岁月变迁，书的装帧已经开线，纸张早已泛黄甚至酥脆断裂，但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依然彪炳史册。

　　时年24岁的对“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状况，深感忧虑，看到了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提倡武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章士钊、刘半农等当时的“顶流人物”同期发文，可见这篇体育论文的影响力。

　　伪满洲国政府多次强迫刘长春代表该“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十分愤慨，并在《大公报》上刊文庄严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这则声明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当头一棒，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华儿女的士气。虽然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成绩不佳，但他参赛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刘长春的参赛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国际社会上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刘长春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爱国青年走上了体育救国的光荣之路，刘长春，实则是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不屈的写照。

　　画面中一簇小草、两枝枯树、三只温顺的小羊旁面容惆怅的拄杖长须牧羊老人驻足南望，远处几行南归的大雁从空旷的天空掠过。作品运用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勾勒出了“苏武牧羊勿忘国耻毋忘国耻”的历史故事，给人以清冷萧瑟之感。

　　苏武是汉朝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并流放去牧羊。匈奴威胁他，只有公羊生仔才放他回国。但苏武坚守忠诚，手持旌节，吃野菜、挖野果，与羊群为伴，度过19年的苦难成功返回汉朝。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原定于1931年举办，因“九·一八”事变和我国部分地区发生大洪灾难延期，直到1933年10月10日至20日在南京东郊中央体育场举行。这枚饱经岁月沧桑的纪念铜章，试图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唤醒国人的奋进意识，生动体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受经费不足的困扰，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也是步履艰辛，往返伦敦都相当不易。董守义作为体协总干事到处奔波募捐，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四处筹款，中国足球、篮球队队员只能沿途打比赛筹集路费。

　　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来最大的水灾，福州会馆同时也与爱华社联合举行筹赈游艺会，敦请中艺剧团义演。虽然当时尚未筹足赴伦敦参加奥运会的路费，但中国篮球队毫不犹豫地将6万余元收入捐给新加坡福州会馆。为了感谢中国篮球队的善举，新加坡福州会馆回赠送给球队一面锦旗，上书“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10个大字。这枚锦旗不仅是对中国篮球队善举的肯定和感谢，更是对他们爱国情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和勇于担当等优秀品质的崇高赞誉。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著名体育领袖。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代理议长、代理工商部长，北京政府工商部次长、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等职。王正廷非常热心中国的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1922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也是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领袖之一，如他曾是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第2、5、8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曾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是第5、6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委员、审判委员、竞赛委员会主任；他还以总领队的身份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过第11和第1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不仅见证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过程，还亲自参与了火炬传递活动。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由国际奥委会主席直接参加火炬传递，也是萨马兰奇第唯一一次参与奥运火炬传递。

　　2019年，李祥老师在故宫举办了奥林匹克中国特展，在这次展览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冬奥组委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姆·兰奇亲自前来参观，他深入参与了各项互动体验，并在看到其父亲曾经签名题词的火炬旁驻足良久。随后，他取出手机拍照，并感慨地表示：“我之前都没看到过我父亲题词的火炬，在这里居然看到了。”

　　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峰先生赠送给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金牌（复制品），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块珍贵文物。这块金牌见证了许海峰先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以卓越的表现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标志着中国体育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

　　虽然许海峰先生已经退役多年，但他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从未改变。他时常主动赠送相关体育文物给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李祥馆长，其中包括这枚1984年奥运会金牌（复制品），以及亲笔签名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手跑入鸟巢时穿过的火炬传递服等。这些文物为传承和弘扬体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北京祥体育博物馆将妥善保存，并通过展览和讲解，让更多人了解它们背后的文化和所承载的体育精神。

　　25.1953年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奖杯“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赠）

　　1953年2月1日至6日在哈尔滨举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本次运动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1953年的冰运动会上颁发的奖杯设计独特，奖杯高高耸起，借鉴了竹子的生长形态，象征着节节高升、不断向上的精神。奖杯的表面精心雕刻着类似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赋予了奖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此外，奖杯的两侧还装饰有回纹形状的耳朵，回纹作为一种传统的装饰图案，以其连绵不断、循环往复的特点，为奖杯增添了几分古朴与庄重的气息。奖杯上刻有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字样，是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的题词，它指明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希腊志略》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的，由李鸿章作序、赫德编辑，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中的一册。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书籍，其中详细介绍了古希腊的“俄伦比亚会”，即古代奥运会的情况。书中描述了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为祭祀万神之首宙斯而定期在奥林匹亚平原上举行的祭礼赛会，每四年举行一届。比赛项目包括短跑、拳击、摔跤、赛战车、赛马、角斗等，都是与宗教信仰及军事有关的项目。作为中国第一部介绍奥林匹克运动的书籍，《希腊志略》多次被国家借展展出，以供更多人了解和学习。

　　这本图书是清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出版，由姚受庠翻译的美国罗克斯的原作《体育图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本体育译著。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 “Physical Culture including Free Gymnastic and Dumb Bell Exercises。”从中也可以了解此书的主要内容，上卷主要介绍徒手操运动，下卷则是哑铃健身练习。这本书保存完好，版权页上明确标明为上海广学会刊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印数为二千本。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国引入了现代体育理念，也为后来的体育教育和健身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一词由留学生引进到中国。1907年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大通体育会” 。同年，清政府学部的奏折中也开始有“体育”这个词，辛亥革命以后，“体育”一词就逐渐在中国广泛运用起来。该书多次被借展展出。

　　28.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舒鸿为浙江省体育运动会委员会主任

　　舒鸿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美国和加拿大会师篮球决赛，决赛裁判员的人选成为困扰国际篮联的问题。由于美国裁判需要避嫌，欧洲裁判水平一般，国际篮联最终推荐了舒鸿，舒鸿圆满完成了任务。

　　比随团记者冯有真在报道中写道：“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曾浙江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务。1964年7月，舒鸿因病去世，享年70岁，终其一生，舒鸿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晚年舒鸿的儿子生病住院，李祥馆长对其长期资助。

　　1929年，南开篮球队赴上海进行友谊赛，先后战胜上海劲旅青年会西国队、沪江大学队、美国海军队以及当时号称“远东霸主”的菲律宾篮球队。归校后，南开师生为教练董守义赠送“为国争光”盾牌。

　　南开学校任教期间，董守义培养出了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董守义还曾多次以运动员、教练员身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后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30年编著的《篮球术》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篮球运动专著。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当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被誉为 “ 中国篮球之父 ”。中国篮协名人堂委员会确定15位中国篮球前辈将以“特别致敬”方式直接入堂，董守义正是其中之一。

　　根据国际篮联官网所记录的早期世界篮球锦标赛的成绩，在1959年的智利世锦赛上，中国中华台北队取得了世锦赛第四名，可以说是中国篮球历史上最好成绩。在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的“篮球文物”中，恰好有一枚制作精良且十分罕见的高档纪念章，与此历史最佳战绩相对应，也可作为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这枚金质盾形纪念章,正面中部浮雕有正在投篮的运动员形象，上部刻有“为国争光”的口号，右侧为“中华篮球队”、“参加世界杯篮球赛纪念”等字样，左侧则是“参谋总长、空军一级上将王叔铭赠”。

　　此徽章的“主人公”钱大钧、王叔铭都是高级将领。据查阅史料考证，钱大钧好体育，酷爱足球，加上年轻时曾是足球队员，后在台湾多个体育组织任职，并多次带着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参加国际运动会。王叔铭卸任“空军总司令”后、升任“参谋总长”之前，体育界有了交集，曾担任“体育总会会长”。而从纪念章上所刻头衔来看，这是他在任“参谋总长”“空军一级上将”之后所造，是对出征第三届男篮世锦赛的中国中华台北队获得世界第四的好成绩的褒奖。